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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波逝世21年了，回望他的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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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天我二十一岁，在我一生的黄金时代，我有好多奢望。我想爱，想吃，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后来我才知道，生活就是个缓慢受锤的过程，人一天天老下去，奢望也一天天消逝，最后变得像挨了锤的牛一样。可是我过二十一岁生日时没有预见到这一点。我觉得自己会永远生猛下去，什么也锤不了我。”
——王小波《黄金时代》
1997年4月11日，王小波去世，45岁，正是他创作力最好的年华。尽管王小波大概不喜欢这种无趣的纪念，但每逢这一天，我们总是会有意无意地怀念起他——这个生前寂寞、死后嘈杂热闹的天才作家。为那颗自由的灵魂，为那些恣意而不羁的非凡文字。
很多人的青春时代，都被王小波的文字浸润着，哪怕是眼下的中学生。关于王小波，高晓松曾这样由衷地感慨：
以我有限的阅读量，王小波在我读过的白话文作家中绝对排第一，并且甩开第二名非常远，他在我心里是神一样的存在。
我个人热爱写作，热爱做音乐，也热爱拍电影。每当看到伟大的作品，我经常扪心自问自己能不能做到那样。大部分音乐如果努力，我是能做到的；有些电影我做不到，但我能感觉到差距有多大；唯独读王小波的时候，我完全没办法拿自己去做比较。
很多人说他是中国的卡夫卡，我看不懂卡夫卡原版，但从翻译作品中还是能感觉到卡夫卡头脑中具有很多突破性的臆想。王小波是可以和卡夫卡媲美的。
那么今天，我们跟着朱伟的文字，回望王小波的精神家园。
1997年的4月12日早上，我听到王小波的噩耗。一个有那样重量的人，说去就去了。在一个春天的早上，没有惊动周围所有的人，就像一缕轻轻的风，很快就消融在被污染得越来越污浊的大气里。
其实，对他的死，我不应该感到突然。
第一次见到王小波，记得是80年代末，是个冬天。那时候他刚从美国回来不久，李银河带他来找我。大家都是无所事事的时候，看点闲书，有数不清的闲空。
在我的印象中，王小波好像一直在感冒，流着鼻涕，一脸的疲惫，脸上身上都是很脏的样子。他说他生在北京，但从美国回来后就不再能适应北京的空气。
那时候我在《人民文学》工作，他给我拿来的是一行行写在横格纸上的小说。第一篇给我看的是《三十而立》，后来又拿过来一篇，是《似水流年》。
王小波的字，不是清秀，不是端正，也不是大大咧咧的那种。他的小说，没有当时时髦的那种潇洒叙述，也没有缠绵的浪漫故事，就感觉在直白地写他自身与周围人的日常生活。
从80年代中期起，小说家们都开始注重华丽的装饰，似乎不使用类似“多少年之后，当奥雷良诺面对行刑队的时候”这类句子的小说就没有味道。二是好小说总是有三度空间——故事、故事情绪后的关系、哲学。
王小波的小说与他的人一样，好像不屑于修饰，只是自言自语，自得其乐地叙述，而所有关系重心又似乎都在性。
那个年代，文学中的性已经开始多起来，但多贴着各种标签，没见过像他这样毫不隐讳自己性兴趣，并在小说中作性狂欢宣泄的。即使到了现在，在《人民文学》大约也很难承载这样的作品。
在我印象中，王小波是一个不善言谈的人，在两人对话时，他更多时候是听而不是说。但我又隐隐经常觉得，他心里有太多的事，他脸上的疲惫实际是心理的疲惫。
我想，要不是《黄金时代》在台湾《联合报》连载、得奖，他的小说在大陆不会那么快得以传播。
《黄金时代》是他写得最好的小说，我认为这是他写得最从容的小说，其中没有一点紧张感，我看到的是一个人生命的极端舒展。
当初小波喜欢的是别人对他小说中黑色幽默的评介，说他的性爱故事背后是深刻的黑色幽默，而我以为，他所震撼我的是在那种压抑得人只有窄小生活空间、不允许有任何个人选择的社会中，对个人舒展、张扬的生存方式畅快淋漓的向往。
在王小波看来，一棵小草的生长与一匹公马的发情都没有目的性，人生存的许多欲望都是极为自然的事情，人要能自然并按自己意愿而不被别人束缚地活着，就能把自己舒展在午后的阳光下，所以他觉得草长、马自然地发情才是“伟大的真诚”的基础。
这其实是《黄金时代》最重要的价值。
我至今记得他对陈清扬走到树林里的描写，风从所有的方向吹来，金蝇飞舞，阳光就像云母片洒下来。
那是一种一切让阳光耀得很亮很亮的感觉，是一种挣脱了一切束缚的自由呼吸。但即使王小波自己，在当时也不能承认他的这篇小说只是通过写压抑中性的自由，来写人的自由。
其实1993、1994年是王小波的小说写得特别酣畅的时期。他的《红拂夜奔》，使人觉得他的想象的翅膀展开，能遮住耀目的阳光。
在王小波的小说中，我最喜欢《黄金时代》与《红拂夜奔》。我感到他自己在这两个小说中那样潇洒地迈开着他那两条长腿，舒展开他平时常常是弯着的腰，那是一种一泻如注的畅快淋漓，这畅快淋漓中实在又是五彩斑斓的浪漫。
想想王小波这么个平时内向、与人相处多少有点紧张的人，能在他的小说里承载那么多的浪漫，我就会觉得王小波本来就适合于当一个小说家。
因为小说家的工作就是在本来可能是枯燥而又晦涩的生活中发现浪漫，使自己沉浸在想象的欢乐之中。而思想家则要从日常生活中看到许多人们不愿意看到的东西。
浪漫常常在一定距离之外，在烟波渺茫之处，接近了，看清了，一切飘渺的东西也就消亡了。
1995年9月，我接手编《三联生活周刊》。王小波在《三联生活周刊》发的第一篇文章是《有关媚雅》，是对人们无端崇尚高雅心态的嘲讽，其中一个恶俗的细节是一位老太太在唱高雅的巴赫合唱时把假牙飞出来，形成庄严的狂欢。
这篇文章发表在1996年第2期。王小波自己确定在三联上写的栏目为《晚生闲谈》。应该说，王小波重要的思想随笔大部分发表在《三联生活周刊》，这些随笔在1996年形成了《三联生活周刊》当时辛辣而有带有趣味的文化批评窗口，也培养了一批思想读者。
我后来总结，王小波这些随笔中主要反映他的思想是：
1、对体验痛苦生活，通过意志磨练、牺牲自我达到超我、崇高的嘲讽；
2、知识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时代，而不理智起源于价值观与信仰欺骗；
3、参差多态才是幸福的本源，而我们总以正本清源的方式破坏幸福。高尚与低下的总和才是一个完整的人，去掉一部分实际也就破坏了一个真实的人；
4、东西方精神最大的区别在西方人沉迷于物欲，东方人精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乐趣就是性爱；
5、只要有人与人之间关系就有不平等，而最伟大的文明就是虚伪。
1996年的王小波沉浸在理性思考的乐趣中，也许他的思考并没有更深的结论，但他深深厌恶那种把一个丰富的人磨砺成简单而没有趣味的“崇高人”的社会现实。
他认为幸福应该建立在让大家都按照自己的形态活着，需要什么就去争取什么之上，但现实中，一种人的生活总被另一种人设置着。
王小波说他生活与写作有三个原则：热爱智慧、热爱异性、追求有趣。
他认为智慧是一个人活在世上充分享受人的自尊的基础，性是一切美的来源，而趣味是感觉这个世界美好的前提。
但在现实生活中，他越思考就越发现聪明其实只是相对而言。“我发表一些认为是聪明的看法，别人换一个角度，可能就在说我犯傻。其实聪明的东西是不能说出来，说出来可能就是傻的。这样一想，我有时候就觉得自己实在很傻。”
更可怕的是，王小波说他越想关于聪明的问题，就越觉得这个世界上，其实聪明人是要永远被傻人领导的。
他有一次很是一本正经地对我说：“这也许是生态平衡吧，要不然这个世界发展的速度会更快。都是聪明人领导，这个世界也会疯了。所以聪明人与傻人打架，大家常常都说傻人有理，慢慢地，聪明人也就会变傻。”
王小波自嘲说，他小说中的性已经使他成为了“围观对象”，在成为“围观对象”后，他还能用审美的眼光去看待生活中的异性吗？
而关于趣味，王小波说他在对过去生活的回馈中，用了一种幽默，看到了有趣。“这些现在让我写成了有趣的故事，在当时其实一点趣都没有，完全是痛苦。我把当时的痛苦写成现在的有趣，现在的小孩看到的只是有趣。而我们现在的生活还是这样，有趣的事情本来是没有的。”
1996年的下半年，我能感到王小波陷入越来越深的疲惫。就像他在《红拂夜奔》的前言里所说：
“我认为有趣像一个历史阶段，正在被超越。”
“智慧被超越，变成了‘暧昧不清；性爱被超越，变成了‘思无邪’；有趣被超越之后，就会变得庄严滞重。”
那段时间，他在经过一系列思考后痛感的是关于乌托邦对人的影响，他认为乌托邦的罪行是一个人用自己一次的思想代替、瓦解与破坏了别人的鲜活思想。由此他进一步对话语制造者产生同样的反感，同时又困惑于自己也已经成了话语制造者。
王小波曾经自得于自己可以以沉默来面对社会，做沉默的大多数。当他无法再沉默，必须用话语来面对这个社会，又进而自己也成为面对社会与大众的话语制造者时，他被自己无法超越的困惑控制了。
1996年底，实际上王小波陷入了自己追思到极限的空虚之中。当一切都被追问与反问之后，他无法再超越他叙述的层面。他的文字越来越枯燥，文章中基本老是逃不脱这样的叙述方式：
我年轻时候插过队；
大圣贤罗素说过；
作为一个理工科出身的人，我对科学更感兴趣。
他走进了一个他的能力无法突破的、由悖论组成的圆圈，因为他本来就不是研究理论的坯子。
而另一方面，又是越来越紧地包围着他的那些令他深恶痛绝的东西，无趣像病菌一样到处弥散。
他绝望地写道：
“在一个宽松的社会里，人们可以收获到精雕细琢的浪漫；在一个呆板的社会里，人们可以收获到幽默——起码是黑色幽默。但在我呆的这个社会里，什么也收获不到，这是件令人吃惊的事情。
对人来说，刀山火海油锅都不算严酷，最严酷的是寒冰地狱，把人冻在那里一动不动。假如一个社会的宗旨就是反对有趣，那它比寒冰地狱又有不如。
在这个领域里发议论的人总是在说：这个不宜提倡，那个不宜提倡，仿佛人活着就是为了被提倡。要真是这样，就不如不活。
罗素先生说，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弟兄姐妹们，让我们睁开眼睛往周围看看，所谓的参差多态，它在哪里呢？”
其实，那种参差多态，那种精神的飞扬只在小说里才能自娱自乐地找到。现实生活中，人与人都被特别实际的生活彼此挤压着，王小波找不到他所要的自由，而通向自由写作的欢乐之门又向他关闭——
对理性思考越深入，感性飞翔的翅膀就越沉重。他的脑海里只剩下越来越单调的几个概念，他再也无意、无力、无能去描述那种想象中蓝天白云的浪漫了。
到了1997年春节前，他给我来了一封短短的信。信上说，他近来越来越感困惑，他说，专栏好像没有突破的可能，是不是把它停了。
他曾经说过，一个人感到了思想的贫乏，这个人就要死了。
王小波一生都在追求那种自由翱翔的翅膀，其实他死后，这种自由也是没有的。
在葬礼上，大家踏着平庸的《葬礼进行曲》的调子向他送行，什么样的音乐能承载一颗渴求自由的心灵呢？
追思会上，大家以各种各样的框式来对他的价值进行评定。大家都痛惜一颗自由心灵的逝去，可大家的框式又无一不是对自由心灵的亵渎。
王小波死后，《三联生活周刊》一直在寻找有人能替代他在最后一页的位置，但一直找不到。
现在大家都在商业化，能严肃、自由地讨论人文问题的人是越来越少了。
1、我只愿蓬勃生活在此时此刻，无所谓去哪，无所谓见谁。那些我将要去的地方，都是我从未谋面的故乡。
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我不能选择怎么生，怎么死；但我能决定怎么爱，怎么活。
——《黄金时代》
2、“生活”就是天籁，必须凝神静听。
你可以想像各种千奇百怪的开端，最后总是一种结局。
对不相信的事情说不在意，这就是我保全体面地方法。
——《白银时代》
3、人活在世界上，就如站在一个迷宫面前，有很多的线索，很多岔路，别人东看看，西望望，就都走过去了。但是我们就一定要迷失在里面。这是因为我们渺小的心灵里，容不下一个谜，一点悬而未决的东西。所以我们就把一切疑难放进自己心里，把自己给难死了。
——《青铜时代》
4、我已经四十岁了，除了这只猪，还没见过谁敢于如此无视对生活的设置。相反，我倒见过很多想要设置别人生活的人，还有对被设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因为这个原故，我一直怀念这只特立独行的猪。
——《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5、我把我整个的灵魂都给你，连同它的怪癖，耍小脾气，忽明忽暗，一千八百种坏毛病。它真讨厌，只有一点好，爱你。
——《爱你就像爱生命》
6、我相信这不是我一个人的经历：傍晚时分，你坐在屋檐下，看着天慢慢地黑下去，心里寂寞而凄凉，感到自己的生命被剥夺了。当时我是个年轻人，但我害怕这样生活下去，衰老下去。在我看来，这是比死亡更可怕的事。
——《沉默的大多数》
7、人活在世界上，快乐和痛苦本就分不清。所以我只求它货真价实。
——《黄金时代》
8、你想知道我对你的爱情是什么吗？就是从心底里喜欢你，觉得你的一举一动都很亲切，不高兴你比喜欢我更喜欢别人 。你要是喜欢别人我会哭，但是还是喜欢你 。
——《爱你就像爱生命》
9、我选择沉默的主要原因之一：从话语中，你很少能学到人性，从沉默中却能。假如还想学得更多，那就要继续一声不吭 。
——《沉默的大多数》
10、如果我会发光，就不必害怕黑暗。如果我自己是那么美好，那么一切恐惧就可以烟消云散。于是我开始存下了一点希望——如果我能做到，那么我就战胜了寂寞的命运。
——《黑铁时代》
11、学习文史知识目的在于“温故”，有文史修养的人生活在从过去到现代一个漫长的时间段里。学习科学知识目的在于“知新”，有科学知识的人可以预见将来，他生活在从现在到广阔无垠的未来。假如你什么都不学习，那就只能生活在现时现世的一个小圈子里，狭窄得很。
——《思维的乐趣》
12、人在年轻时，最头疼的一件事就是决定自己这一生要做什么。
——《工作与人生》
13、我时常回到童年，用一片童心来思考问题，很多烦恼的问题就变得易解。
什么叫失败？也许可以说，人去做一件事情，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这就是失败……一个常常在进行着接近自己限度的斗争的人总是会常常失败的…只有那些安于自己限度之内的生活的人才总是“胜利”。
——《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14、似水流年是一个人所有的一切，只有这个东西，才真正归你所有。 其余的一切，都是片刻的欢娱和不幸， 转眼间就已跑到那似水流年里去了。 我所认识的人，都不珍视自己的似水流年。 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还有这么一件东西，所以一个个像丢了魂一样。
——《黄金时代》
15、作为一个寻常人，我的看法也许不值得别人重视，但对自己却很重要。这说明我有自己的好恶、爱恨，等等。假如没有这些，做人也没什么味道。这些看法常常是在伦理的论域内，所以对它们，我倒有一种平常心。
——《沉默的大多数（自序）》
16、如果一个人不会唱，那么全世界的歌对他毫无用处；如果他会唱，那他一定要唱自己的歌。
——《三十而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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